星期日下雨，我無處可去，熟悉的城市可以聯系的人所剩無幾，循著少年時代壹起唱歌跳舞的小夥伴發來的地址，打車到他開辦的某壹間音樂教室，就在靜谧小路轉彎的位置，壹下車就聽到琴音，沒有任何喧嘩，偶爾行人經過白色的玻璃琴房。我推門走進去，寬敞而緊湊的培訓學校，在陰雨天顯得明亮而輕松。教室左邊是鋼琴房，右邊是樓梯，上層放著各種各樣的吉他，下層有孩子在練習架子鼓，我問門口小姑娘：梁大娃在嗎？
姑娘指了指裏屋，我往裏面走幾步，走過練琴的少年，又走過練歌的房間，從背後看到梁大娃正在給學生拍手數節奏。他戴著灰黑格子花紋的貝雷帽，我敲了幾下玻璃，他回頭壹見我，交代了學生幾句話，馬上就出來，說，走，我們去彈琴！他把正在練琴的幾個學生咬到另壹個房間，“起來，換位！”
學生站起來抱著琴譜，嬉皮笑臉地出去了，他們插科打诨，師徒之間完全沒有緊張感，與我們當時習琴時的狀態已完全不同。
我想到小時候每次去鋼琴老師家都非常緊張，那時候俗稱“還課”，頂多兩次機會，還不了課就壹直練，不努力的人，進度可想而知。
印象中有六個年頭的暑假，我都很少出門玩耍，每天練琴七小時，巴哈、拜厄、車爾尼，這枯燥的過程培養著很多習慣，馴服著那顆猴子般狂放的心。坐不住的屁股、不夠靈活的手、氣急敗壞的性格、三分鍾熱度的情感、缺乏堅韌的耐性……在這過程中考驗壹個人的堅決以及對選擇的承擔。從心動到枯燥，我逃避過，最終卻依然愛著。在音樂的陪伴下，那四歲的琴童慢慢長大，耳朵裏的音樂也不斷變換，從古典到流行，再到癡迷搖滾的青春時代。
記得高壹那年，大量音樂開始湧入我的生活，不管什麽風格，我如饑似渴、不分好壞、來者不拒，就像壹個新鮮奪目的世界，妳越往裏走，越看不到盡頭，它明亮而璀璨，讓人心花怒放。我開始聽Nirvana，Queen，Metallica，Tori Amos，Pink Floyd，Rod Steward，小紅莓，檸檬頭……家裏的書架上放著《燦爛涅槃》《搖滾聖經》《傷花怒放》，牆上貼滿了海報，寫滿了歌詞。
不久後，十七歲的姐姐與我們學校紅領巾樂隊的鼓手房七談起了戀愛，我順其自然和幾個師姐，以及紅領巾樂隊的主唱大壯，吉他手顛子、朱哥，貝斯手海林，加上外校的梁大娃和劉翼壹群人，越來越熟悉，到哪都在壹起，這段生命中最重要的友誼圈，大概持續有六年之久，從高中，壹直到大學結束。
紅領巾樂隊是當時我們學校唯壹的校樂隊，主唱大壯總是壹副生命力無限的樣子，抱著電吉他，站在高高的舞台上，眼裏的光芒掃過全場，他最常唱的歌是那首《好想大聲說愛妳》，灌籃高手的主題曲。
那時候，我們的周末不是泡在某個人家裏看排練，就是混迹于KTV壹條街——可不是什麽高級量販，而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包間，個體戶開的，壹小時十塊錢，我們時常鬼吼到淩晨，什麽都唱，並不在乎任何曲風，從那時候開始，我格外喜歡老歌。除了Carpenter，還中意那首《The greatest love of all》，以及鄧麗君的《但願人長久》，翻來覆去聽不膩的張國榮、陳百強、Beyond、許冠傑……唱完後已過12點，街道安靜下來，壹群人沿著河邊，邊走邊哼，就像有永遠哼不膩的旋律，妳壹句我壹句，沒有誰唱得更好，沒有誰更優秀，沒有明天。
“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人比海裏沙，勿用多牽挂，君可見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間似霧化。”
我記得某個夜晚，走在路上唱到壹半，壹盞本來熄滅的路燈突然亮了，像星星壹樣。
那時候，我們對壹些歌詞似懂非懂。成長也許意味著，十年前以爲聽懂的某首歌，十年後才真的聽懂了。初聞不識曲中意，再聞已是曲中人。
當年紅領巾樂隊學琴、練習、上台，都是大家共同進行的。劉翼說，他人生中第壹次親耳聽到吉他的聲音，是大壯和梁大娃在壹起初學的時候，掃出來壹個G和弦，那聲音深深地刺激了他，有壹種瞬間失重的感覺，整個人都呆住了。“當時我決定這輩子壹定要學這門樂器……從此我腦子裏就只有吉他，以及對吉他的幻想。”
其實仔細想想，當時兩個初學者，和弦都按得不算很穩，大壯掃弦太用力，梁大娃用撥片也不是很順手。但是聲音壹出來，已經足夠了。
之後梁大娃壹直不愛用撥片，他很喜歡指彈。玩過壹段時間搖滾之後，有壹次他對我說，其實吧，我最喜歡的還是流行音樂。
我這麽多年依然記得他說這話的語氣，如釋重負。我們在理想中摸索，終會漸漸清晰自己真的想要什麽。
然而，十幾歲的確非常年輕，學業還在繼續，總需要對前程有所交代。該過的關要過，該選的路要選。
有壹次夜深人靜之時，收到壹首Mr Children的《くるみ》，MV的內容是壹群中年人重新拾起少年時的夢想，雖然短暫壹聚之後生活還是會繼續，但是，放在心裏的事物，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我在被窩裏哭著看完，那時候的眼淚真多啊。
紅領巾樂隊就這樣像拳頭壹樣握在壹起，凝結成對音樂的壹股熱愛，不分彼此地相處了不長不短的時光，如今回頭看，那段日子其實非常短暫，但是因爲太投入而顯得極其深刻，以至于好像過了十年之久。
很快，他們高三畢業，有人去了北京，有人去了重慶，大部分留在成都。那時候成都還不是網紅城市，趙雷的《成都》還沒誕生，小酒館也沒成爲景點。聽說劉翼的樂隊也在小酒館演出過，那時候的玉林西路，還只是壹個醞釀夢想的地方。
還差壹年半，就輪到我高考了。接近冬天的某個傍晚，我跟母親認真談了壹次內心深處的想法，我說：“我要參加藝考，考電影學院。我數學不好，喜歡語文和音樂，電影是可以把文字和音樂結合在壹起的東西。”
這就是我當初唯壹的理由。不是“因爲喜歡電影啊。”那爲什麽喜歡電影呢？電影可以把文字和音樂放在壹起，充滿情感，活靈活現。不管是片面理解，還是理想主義，人生的壹次重大笃定，大概就是這壹天。
當時我心裏有十分喜愛的人，但那是壹段近乎渺茫的感情，壹切都在變化著，我們都很年輕，默默承受著某種茫然，前途未蔔，所有的情感都下落不明。臨近十八歲，將要出發去藝考之前，我坐在城市廣場的長椅上聽耳機，喧嘩的鬧市中，耳朵裏卻只有音樂，我記得那首歌是Kathryn williams的《I started a joke》，望著不遠處的空地，緩慢呼吸，這壹幕，是我對那個年紀的最後記憶。
大學期間，我對音樂依然沒死心，跟隨《音樂時空》《滾石》《北青周刊》的記者姐姐到處看演出、做采訪、扒錄音。記得十九歲出頭，有時候壹晚上轉四個場，從東城區的MAO livehouse，到愚公移山，到好運街的白兔，最後再打車去海澱的D22。玩得太晚，回不去宿舍，只好住姐姐家，睡著前還在聽她講去日本見Chara的故事，就是岩井俊二電影《夢旅人》裏的Chara，她有著貓壹般的嗓子。睡去之後，迷糊中又醒來，看到她還坐在電腦前寫稿件。真是瘋狂啊，那時候我們都是鐵打的身子。
2009年，我買了壹把吉他，兩個月後，在寄到北京的路上壞了，沒有修好，我從此也未再打吉他的主意。大三開始，我老老實實學專業、找工作，更多的生命課題紛至踏來，我難以招架，經曆了壹次又壹次暗夜，沖淡了我與音樂有關的練習。
那以後，我沒有背著任何壹個樂器走在路上。但與很多人壹樣，出門的時候，除了帶手機、鑰匙、錢包，還必須帶耳機，僅此而已。與音樂的關系，只剩壹種不由分說的包容。周圍有瘋玩班卓琴的藝術家，也有喜歡劉德華的外婆，只要有音樂存在，有人願意爲之歌唱，那就是美好的。
大學畢業之後，與紅領巾樂隊這個因爲音樂而凝結的朋友圈逐漸瓦解。學生時代壹起唱唱跳跳的小夥伴，從此分散在各個行業中。房七與姐姐分手多年，姐姐結婚生子，房七因爲工作原因去了伊朗，海林做起了石英石生意，顛子當了吉他網課老師，劉翼做了IT，梁大娃開了餐飲店、火鍋店，而後開了四家音樂培訓學校。
梁大娃每次都叫我回家時記得去他的學校看看，而我常常匆匆來去，並沒有機會拜訪，就這麽壹年年拖延下去，這個冬天才見上面。
和梁大娃聊到壹半，兩個學生沮喪著臉走過來，他觀察很敏銳，馬上中斷我們的談話，問那十六七歲的孩子，怎麽不高興？
其中壹個指了指另壹個說：“有人說他沒有彈琴的天賦，他還沒想通”。梁大娃聽了，氣不打壹處來：“我從小就被人說沒天賦，說我學了這個又學那個，什麽都沒學通，但是我壹直沒停止在學，就是因爲喜歡。妳喜歡嗎？妳如果真喜歡，就有什麽牌打什麽牌，而不是壹出生就手裏壹對2壹對王壹對尖4個K，有時候熱愛就是天分啊！”
熱愛就是天分，人時常會聽進去很多外面的評價，卻聽不進、也不相信自己心裏的聲音。梁大娃繞來繞去，終于還是回到與音樂有關的工作中，穩穩站住，不打算回頭了。
我從他那兒得知了每個人的近況，聽了壹圈，沒有大壯。
“還有大壯呢？他的病好了嗎？”我問。
“妳不知道嗎？大壯死了。去年壹月就死了。”他看著我，輕輕說出那個鋒利的字。“2018年我兩個重要的朋友死了。”他翻出手機裏大壯十幾歲時坐在吉他邊的照片。
記得當時，大壯是所有人中說話聲音最大、最響亮、個頭最高、成績最好的，他總是熱血沸騰，幽默而陽光，穿著帽衫，騎著賽車，聊得了數理化，造得出葷段子，走到哪裏都帶著微笑，他不喜歡麻煩別人，有什麽事情都自己扛，卻常常給朋友打氣，是紅領巾樂隊的凝聚力。我幾年前就知道大壯生病，卻不知道他已經走了這麽久。
“大壯死後，我們都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想做的事。我覺得妳也應該繼續練琴。”他壹邊說，壹邊撥弄琴弦。
妳們體驗過在地上久坐後，突然站起來，雙腿的麻木和疼痛嗎，也許這就是生命。當妳身體癢了壹秒，疼了壹秒或舒適了壹秒，這就如同我們的生命啊，生命，只是壹瞬間的感受，倏然而過，壹秒鍾與壹生，又有多大的區別。不知道什麽時候來，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過去。
他們經曆了大壯從確診、化療、修養、轉移、再化療、修養、惡化、死亡、火化、下葬的過程。最後的骨頭，用鏟子拍碎。而這就是與我們壹起長大的人。
大壯去世之前，每天瘋狂地練琴，也許最後的時光中他唯壹的精神支柱，就是吉他。每次他們去找大壯，他就會秀壹段新練的曲子，笑容如同十幾歲的時候。他當時壹定在想，要是還能活下去，什麽都不要在乎了，就好好弄音樂吧。
也許在壹個人知道自己沒有多少時間去珍惜自己心愛的事物之時，便會全身心投入到每壹個具體的瞬間。他肯定獨自經曆過非常害怕的時刻，但是他知道自己還有壹把琴。
我看到大壯留下的爲數不多的幾篇文章中寫著：“那時候的我，喜歡坐在錄音機面前，壹遍又壹遍地錄歌。在錄音機前面，永遠只有壹次機會去記錄聲音，沒有NG，也沒有修飾。”
壹次過去，沒有NG，沒有修飾。如同我們每個人的這壹生。
記得十幾歲的時候，我與梁大娃有過壹段對話：
“老師和家長都覺得是整天聽歌看閑書害了我們，害我們成績下降。”
“是這樣嗎？可又感覺是聽歌看閑書在救我們。”
我們並沒有得出好與不好的任何答案。但是對大壯來說，那曾經在他人眼裏“害過”我們的事物——音樂和歌聲，卻壹直陪伴到他生命的最後壹刻。
當壹個人健康的時候，也許我們會要求自己去完成那些世俗認爲重要，但是其實對我們生命本質來說，並不那麽重要的事情。賺錢名譽結婚生子，任何形式上的完成，也許都不是真正重要的。
人生的頭等大事，是妳是否真的去活過每壹刻，真的做著對妳來說重要的事，熱烈地去推動、付出、去愛，不問前程。
音樂並未真正成爲我的工作，也沒有爲我帶來物質的財富。但它像海洋壹般讓年幼的驚懼擁有穩定，青春的荒蠻擁有生命，讓我收獲了珍貴的友誼和記憶。對我而言，音樂就像最初的戀情，它不會給妳任何世俗的結果、任何形式的承諾，它對太多人來說，似乎自然到想不起去談論，妳只是偶爾打開它、哼唱它，它就像妳的家鄉，而妳可以壹次次回去。
四歲的琴童、教室的落地窗、鋼琴老師的手、時鍾般的節拍器、音符與強弱符號、音樂家的名字、整抽屜的磁帶、打結的耳機線、有吉他的舊倉庫、邊走邊唱的淩晨、聽著耳機流淚的夜晚……隨著大壯的死去，支離破碎的少年時代，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每壹位老友。永恒的紅領巾樂隊，永恒的《好想大聲說愛妳》。
2019.4